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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城市盲道多了,盲人却消失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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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三联生活周刊》联合北京SKP举办了“看见人文城市:发现被忽略、被遮蔽的日常空间“的主题沙龙活动。特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架构共创人周榕、艺术家葛宇路、《三联生活周刊》主笔丘濂分享,并由《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助理、三联人文城市奖总策划贾冬婷担任主持。活动中,三位嘉宾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出发,分享了对于人文城市的认识和理解。周榕以现实案例为切入点,就“城市的弱感力”展开探讨,并提出“弱者如何在城市生存”的具体问题。葛宇路从艺术层面结合一系列作品提出“被审掉的美”会否是另一种艺术的问题。常年奔走在各大城市采访的丘濂,则分享了自己总结的一套独特的认识城市的方法论。年4月8日,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在成都圆满呈现,此次在北京SKP举办的沙龙活动,亦是“人文城市奖”的一次深入探讨,我们邀请了60位观众到现场,与嘉宾们一起聊了聊与之相关的种种话题。本次推送,我们整理了现场的分享内容,以飨未能到现场的读者。

周榕

中国当代建筑、城镇化、公共艺术领域知名学者、评论家、策展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世界建筑》杂志副主编,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架构共创人。

《弱感力:坦然示弱的城市哲学》

三联有篇文章讲的是为什么大城市更能留住女性,给出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城市确实更适合女性生存,女性也更愿意来大城市。这是为什么?因为大城市更完善的强支撑系统弥补了女性相对男性在体力方面的一些不足。比如有配套的服务,很好的交通体系,也有一系列的社会协作系统,让女性更容易嵌入社会网络,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但是,大城市对于女性来说又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的城市把人视为刚强的概念,而非脆弱的存在,时常对我们的脆弱时刻缺乏同情。曾经有个话题是“清华大学里能否找到一个可以哭的地方”,作为在清华呆了40多年的人,我想不出来有这样一个地方。同样的延伸到城市,是否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毫无防备地哭泣呢?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曾经没有什么盲道,却能经常在街上看到行走的盲人,如今大城市到处铺设盲道,但是却极少见到盲人。近20年来我唯一一次见到盲人是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当时他从我前面走过,我才意识到好久没有这样的景象了。为什么?因为城市对他们太不友善了,盲道被共享单车占领,还有横冲直撞的电动车、外卖骑手……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盲人,你太弱了。如果我们的城市不是为弱者建造的,那弱者在其中应该如何生存?第二部分,我会讲到关于城市“弱感力”苏醒的无端的乡愁。乡愁天然与农耕文化联系,但是在当下,不管是生活于城市还是来自农村的人,为什么乡愁在慢慢消失?因为乡愁需要破绽,需要在那种最弱的状态里,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恋而形成的感情状态。深圳超级文和友开业的时候,据说排到了1万桌,主力人群是年轻人,他们没有见过父辈们生活的场景,所以需要去体验。文和友是把城市拆迁更新过程中被抛弃的元素拼贴到了一起,这些东西就是被当今城市拒绝的垃圾,是一种很弱的状态。但是在这里面人似乎获得了某种安慰。文和友的火爆,不是偶然,它给予了人们一种很深层次的心理体验。这是我的一位学生拍的,他是厦门人,这片老村屋是他的乡愁所在。拆迁的时候,拆迁户们把所有家当贴在外墙,这是一个特别弱的状态,但是在这种细弱的氛围里,有一种乡愁所系。这是李虎设计的深圳坪山大剧院,他借鉴了库哈斯建造的波尔图剧院,通过一面玻璃墙,让买不起票的人也能看到里面的演出盛况。我觉得城市要给弱者提供容留的空间,要有这样的缝隙,像海绵一样,容纳弱的部分。人文城市奖的评选中有一组颇为激烈,在一众超一线的建筑师作品中,广东的连州摄影博物馆脱颖而出,这个博物馆的造价极其低廉,但是它显示出来的“弱感力”是非常高明的。人一进去就会被震慑住,那是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老头老太们搓麻的搓麻,打牌的打牌,喝茶的喝茶,完全没有常规博物馆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这就是人文城市的代表。第三部分我要讲一下,人文是一种城市弱相互作用力。回到最初女性在大城市更容易生存的话题,是因为大城市提供了一个强支撑系统,但是对于人的情感和心理来说,强支撑系统是失效的,此时起作用的是一种弱支撑系统,就是人文城市重要的东西。

这是一位在宜兰生活了26年的建筑师黄声远,他的工作范围只在宜兰中心30分钟车程之内,所以他就深刻融入了当地,而他的工作也在改变着这座城市,让宜兰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

宜兰到处都是黄声远的建筑作品。台湾有很多行道树,且全年落叶,人行道上长期会堆积落叶,清洁工作繁重。黄声远观察到这个现象,他设计在人行道上铺砌了很多深色地砖,没有规则地镶嵌在地上,看似斑驳,有了落叶,也没那么扎眼,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清洁工人的工作强度,这是特别细微的人文细节,就是“弱感力”,是文明的标志。

这是上海同济大学张明老师设计的休息廊,在上面凉风习习还能看到水面,特别舒服。有一次领导视察提到一个细节,说是这个地方如此受欢迎,但是人手一个手机,不排除手机掉到水里的问题。于是张明教授就在下面加了一层铁丝网,可以规避这类问题。这是特别有温度的细节,你会发现大家是被无微不至地照顾到的。

我们在人文城市奖中设置了一个社区营造奖,这里面竞争也很激烈,最后获胜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上海社区花园,是上海同济大学刘悦来老师的作品,他组织居民到一些三不管的地带种花种菜,甚至为昆虫过冬设计了缝隙。这个社区的人真的特别喜爱这个花园,因为从中你会发现人的某些东西被唤醒了,一些城市没有的东西慢慢在这个社区复苏。我觉得讨论城市的“弱感力”,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讨论案例了,它很动人,俘获了我们。

葛宇路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影像媒体专业,年于中央美院获得实验艺术硕士学位。

《被忽略的细节被审掉的美》

这是一个考了60份的美术试卷,这个水平进不了国内任何一所美术学院,因为不符合标准,评判的最高标准是什么?

这是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毫无疑问的艺术,拉斐尔的绘画被确立为学院派的经典,美术学院依据这个作品制定了评价范式,也就是说最好的画作标准是以这个为模型,在它的梯度之下,无限与之靠拢。

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上,艺术家王冠山把那些不合格的画作还原成雕塑,如此一转换,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它让我们会心一笑,此时这还是不是艺术呢?

从此前的标准过渡到了后一种标准,中间出现了有意思的事情,前者是古典主义,美是在一种秩序体系里。其实当代艺术的核心是着眼在这个审美的“审”。“审”是在一种标准系统下的工作,那这套过滤系统它真的那么管用吗?我们可不可以怀疑一下这个审的标准本身,然后再去看这个作品是否是艺术?

这是西蒙斯塔林的作品《移动建筑二号》,他在河流的上游修了一个小房子,拆了做成船,等船游到下游变成美术馆,然后他把木头又拼回了房子。这个房子从始至终没有发生变化,仅仅是这个过程,让它从一个日常建筑进入艺术语境。但是,视觉上有变化吗?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们分明又感受到了过程中的变化。

这个作品叫《包裹国会大厦》,艺术家夫妇跟德国国会谈判了十年之久,才说服政客接受了这个艺术方案。他们用一块巨大的布把整个国会大厦包裹起来,两个月后再把布拿开。当时整个柏林的人都聚了过去,大家究竟在看什么?建筑本身没有变化,为什么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我想它更多地指向了我们看待它的一种视角,给了人们很多联想,布揭开的过程象征着一种遮蔽或者解开,它指向的最后核心不是这个建筑本身,而是蒙蔽我们双眼的东西。

我的身份是艺术家,这是我的作品《对视》。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摄像头,它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系统,我觉得它绝非密不透风,为此我做了一年的监控室工作,每个摄像头背后都有我这样一个无聊的人,它们在想什么?对我来说,那一年我一直在想的就是希望有人注意到我,我渴望被注视,所以我希望通过摄像头找到这种交流,最后成功了。

这是我在广州三伏天做的另一件作品,我希望此次到广州可以一滴汗都不流,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和美术馆通过各种办法做到了,当时他们前呼后拥,通过遮阳伞、吹风机,甚至推着冰块跟在我后面全程降温,就连吃饭也安排在冰窖里,于是那天不仅一滴汗没出,还差点感冒。

为什么这么做呢?出汗是这个城市生活里面挺有意思的状况,你越符合城市节奏,越需要排除出汗,比如在高档会所需要维持体温,维持体面,但是人本能性、动物性的东西反而被排除了。

去年年底,机缘下我跟美术馆的员工交流,他们抱怨说虽然工作离艺术很近,但其实艺术对于自己而言是特别崩溃的事情,我觉得奇怪,因为艺术对我来说是很好玩的,于是这次作品就是我代替他们去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这件作品,可以享受时间,天南海北地玩。

这是上班的打卡单,没上班的时候他们跟领导解释说葛宇路替班,跟周围人解释说不上班是为了艺术,这个时刻我觉得艺术一下子就回到了生活。

丘濂毕业于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专业,现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美食、传统文化和城市话题爱好者。

《如何发现一座城市》

选择一个城市生活,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有好工作和住宅,而是能享受到城市的公共资源和空间,比如有公园、很好的图书馆、美术馆等。所以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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